绿皮车厢长征路——我的大学系列之一
点击关注四面空间
哈尔滨站，1994，摄影师：王福春▲
时速60公里的绿皮火车是一个时代沉着的记忆，曾经它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工业化和农耕文明之间，像个巨大的摆渡轮船承载着各种企图和希望在城市之间穿梭。大学时代对绿皮火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渴求又恐惧，渴求是因为它是求学必要的交通工具，同时还是一种稀缺资源，一票难求；恐惧是因为旅途的遥远和道路的沧桑。上世纪八十年代，铁路交通乃国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学子在冬夏大规模的迁徙是共和国疆域内每年两次的人文景观，浩浩荡荡、纵横几千里无际无涯。
回首往事，历数绿皮车厢中所经历的苦难奇闻，感悟到乘坐绿皮火车是远道求学者的一种人生修行方式，它像一个社会制成的罐头一样，密闭又复杂。成长中的个体对社会的体察、见识的拓展、意志的磨砺都会在这被压缩的社会空间中得到。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校徽，朱旭玲提供▲
印有绿皮火车的邮票，图片来自网络▲
公路不发达的时候，中国的铁路线被称作交通的动脉。庞大的人口流动拥挤在屈指可数的几条陈旧的铁轨上，那些黑皮的、绿皮的火车满载着物质和人口气喘吁吁地奔忙着，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永不歇息。黑皮火车运货，绿皮火车载人，物流和人流就是一个国家庞大肌体生命的体征。绿皮车厢的木质内饰犹如疲惫不堪的血管内壁，积垢了无数的怨气也承载着雄浑的欢快。此外，绿皮火车还像一个移动的乌托邦，各种来路、且性格年龄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等，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被规定在一起，每一节车厢都有基本的设备设施，它们结实耐用可以承受各种生活方式的折磨。
绿皮火车硬座车厢共设118个坐席，采用一边六个人、一边四个人的对坐形式，这种略显亲密关系的格局后来被统称为“卡座”，广泛应用于餐厅和酒吧等场所，深受关系暧昧的青年男女的青睐。红松木质和合金做骨架，坐垫和靠背使用薄薄一层海绵内衬，饰面使用黑色或墨绿色人造革。旅客们相对而坐共用着一方铝质框架、宝丽板饰面的小小桌面，上面堆放着支撑漫长旅途的物质食粮。狭小的厕所似乎总是缺水，旅客的排泄物会顺着一个翻盖式的构造在列车风驰电掣的过程中直排，形成了漫长铁路线独特的体臭，这种混合着负面人性的味觉也是我们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不过总是在美丽的书写中被遗落。
80年代客运绿皮火车，图片来自网络▲
1986年大同铁路上的货运列车，图片来自网络▲
通辽—集宁，1998，摄影师：王福春▲
买票、签字、逃票
直达列车对于莘莘学子求学的征途而言是一种奢望，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时候需要中转。买票难的时候，中转对我们来说就是双重的苦难。我的大学在哈尔滨，从家乡到学校的路途遥远，接近1800公里，路上需要两整天的时间。且每次必须在北京转车，抵达北京和转乘两个车次中间相隔18个小时，需要周全的安排方能搭上希望的列车。一般来说下了第一班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争先恐后地抢先出站，然后在北京站广场西侧的那一长排临时简易棚屋排队进行中转签字。那令人心悸的长队如同希望的软尺，刻满了绝望的刻度。通常漫长转签换来的就是一张冰冷的无座号的站票，等待我们的是更加漫长艰难的旅程和接踵而至的疲劳。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直快139次列车需要22个小时，假期学生专列普快137需要28个小时，若顺利搭乘特快17次或39次列车则是17个小时。特快列车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惠，没有站票，可以保证基本的空间品质。但在我印象中我从未在中转签字中得到过眷顾，每次都是在一大早出站排队，然后几个小时后从那个狭小的窗口拿到一张午夜时分的无座直快许可，最后心安理得地离开嘈杂的车站走向北京闹市的深处。
1988年大同，购买火车票▲
购票长龙，1990，摄影师：王福春▲
在中国人民工资几十年如一日不见增长的岁月，乘坐火车也还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我那时从家乡到学校的通票大约是二十元左右，占了父亲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想买到称心如意的车票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在特殊时期买车票是对每一个家庭社会能力考核的重要指标，为了那印制粗糙的成年男子大拇指般大小的一张车票，往往需要动用最隆重的社会关系去解决，因此那个时期铁路系统有点权力的人在社会上也属于特权阶层，是所有家庭乐于结交的人士。各售票点里的氛围是压抑的，昏暗、拥挤，充斥着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恶毒的诅咒。若没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就必须面对这种环境、加入这愤怒的人流。
在这种恶劣的购票环境下，逃票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逃票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大学生更不例外，因为大学生假期乘车总是一群人结伴而行，相互之间打掩护串通是令稽查人员防不胜防的。曾经有过建筑系学生利用专业手段绘制票号混上车的事情，更多逃票的方式主要是利用五分钱一张的接送人的站台票混上车，然后就和查票的工作人员在列车上打游击。若是成功抵达目的地，会等在通向出站口的大通道里或站台上，然后让一个结伴而行的人先出站买两张站台票进来再一同出站。
然而买票难、逃票更难，线性的列车空间很容易排查那些无票乘车者，查到的时候惩罚也是毫不留情的，补票、罚款或驱逐下车。每一次寒假回家的火车上都会有大学生被查到，当然这些逃票者也各个都是有备而来，赤手空拳没有行李，也不带零钱（或是将钱藏在身体最隐蔽的地方）。如此，他们会冷静地面对列车长的斥责，补票没钱、罚款更没钱。极端情况就是在东北寒冷的半夜被驱逐下车，这种情况还真看到过几次，每逢此时学生专列里就会发出一阵不满的抗议声。
80年代，哈尔滨—北京火车票▲
站台票▲
哈尔滨—上海，1997，摄影师：王福春▲
旅伴
漫长旅途的同伴很重要，这是成长过程中彼此的扶手，旅途中的觉悟大多是在人和人的交往中得到认知的。非常时期旅途是利他主义大放光芒的时候，这是人性中极为可贵的东西，它是社会的基因。上大学是许多人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必须面对许多困难。那时父母陪同的情况很少，因为实现四化的革命工作繁忙，也因为旅费昂贵，所以很多时候家长都要为孩子们找结伴而行的伴儿。
当年父母给我找的旅伴是几个在哈尔滨某中专学校进修的工人，其中一个叫王变珍的还是我初中同学的姐姐。他们几个倒是对于中转签字、占座、翻窗户这些事情有些经验，这也使我少走了一些弯路。更为重要的是在候车室候车的时候，遇到了当时一起考入哈尔滨建工学院建筑系的同学米俊仁，从此在大学本科四年的绿皮火车岁月里，他就成了我稳定的旅伴。
有了同专业的旅伴对于打发中转期间在北京无聊的时间很有作用，那时转签完成后总有几个固定“节目”需要完成，其一是逛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一些文史哲、美术方面的图书；其二是百万庄的建筑书店购买专业图书，读本科期间入门级的《建筑空间组合论》、稀缺版的《华夏意匠》都是在这里买的；其三是参观中国美术馆，首都北京几乎垄断了当时最好的艺术展览，许多展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州一武汉列车（大学生放署假回家），摄影师：王福春▲
学习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之后，转车的时间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参观古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经典建筑和园林，现场体会侯幼斌老师讲课时生动描述的那些伟大建筑，并试图依靠理性和浪漫勾兑的专业情怀来稀释旅途的疲惫。我们还偶尔会因为见解的不同而发生争吵，现在觉得真是峥嵘岁月不言愁。昔日旅伴米俊仁同学如今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任副总建筑师，听说最近还热衷于制作传统木构建筑构件题材的文创产品，不知这种情感的源头是否和那些年的转车经历有关。
到了大学后期，结伴而行的模式因为高年级恋爱风潮的愈演愈烈而受到了很大影响。伴侣接替了旅伴、或者是旅伴变成伴侣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绿皮车厢的文化记忆里又多了几分浪漫、缠绵。
北京—哈尔滨，1994，摄影师：王福春▲
车厢里的亚文化
游商、骗子、黄段子、打架、扒窃是绿皮车厢里的亚文化，在八十年代我求学的旅途中这种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记忆占据了对当时火车站和车厢社会空间印象中相当大的比例。1984年我离家上学，在众人的护送下于太原火车站刚刚登上列车，没等落座就发现自己被扒窃丢失了学生证和车票，于是期待中的依依惜别立马变成了现实中的惶恐失落，非常败兴。从此以后在这种环境中我会很快把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隐藏起来观察这个复杂生态。绿皮车厢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社会，现实中所有的一切在这里会变得更强劲、更醇厚。
成都—上海，1992，摄影：王福春▲
在亚文化的语境里，绿皮火车车厢像个行驶中的囚笼，困兽之斗无比激烈、险象环生。那个条状的空间也是一个江湖、或者说是一片丛林，所有的危险都在绿色的抚慰下静静地蛰伏，一旦时机出现就会演变成一幕幕《天下无贼》式的大片。上大学后的不久，哈尔滨的报刊就报道了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黄瘸子事件”。黄瘸子是一名专吃铁路的扒窃惯犯，因其出神入化的技艺而获得贼王的称谓。更令人生畏的是他超级强大的组织策划能力，形成了庞大的铁路犯罪网络。他的成名之作是在八十年代初组织的“全国扒窃技术交流大会”，并率众勇夺桂冠……半年之后，我在与我的大学相邻的哈尔滨铁路局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看到了判决黄庭利死刑的布告，那也是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因扒窃罪被判处极刑的案例。后来黄瘸子变成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他的黑色事业甚至被改编成小说，拍成了电影。更为有趣的是，他那个逃脱的军师竟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现在倒也算是校友了。
火车上被捕的扒手，摄影师：王福春▲
电影《天下无贼》剧照▲
有一年夏天的夜里我去哈尔滨站送一位山东的同学回家，刚刚帮他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火车就开动了，看着窗外那一幕幕移动成动画画面的站房和站台，我的大脑立时一片空白。幸好马上结识了一位家住哈尔滨道里区地包虎了吧唧的商贩大姐，跟随她在45分钟后小停的双城堡下了车，再搭乘夜里另一半抵达哈尔滨的火车回去。这一次误打误撞让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灰色的社会群体，那个深夜里在双城堡站漆黑的站台上聚集着一群匪里匪气的贩子，他们时不时向过往车辆暴力性地兜售食品。后来，随她回哈尔滨的一路上畅通无阻，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司乘人员和出口验票的工作人员，对她这样的人似乎视而不见任其出入自由。在车站前道别的时候，那位壮实彪悍的大姐对我大声说“有事儿到地包找我啊！”，回想起来这句话在那个尴尬的夜里真是非常的温暖。
列车员为乘客倒水，图片来自网络▲
拥挤
拥挤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的源头，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观念影响至深至远。八十年代车厢内的拥挤是所有中国式拥挤最巅峰的形态，它是我对绿皮车厢记忆中巨大的阴影。坐火车的拥挤是有系统成序列的，进站前检票口的拥挤是序曲，尚且保持着基本的队形，各种焦虑被规则和程序按捺着蠢蠢欲动等待爆发。检票口之后是自由竞争的开始，人们扛着行李在相对开阔但狭长的通道和站台上奔跑，杂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汇聚到绿皮车厢门口之后戛然而止，然后拉开了真正拥挤的序幕。
排队进站，1986，摄影师：王福春▲
哈尔滨火车站，1986，摄影师：王福春▲
狭窄的车门阻挡了焦虑的汹涌，情绪在相互摩擦感染，肢体在相互助力，此时这个拥挤的共同体完全没有争吵。多余和绝望的力量会向两边散去，在车窗寻找捷足先登的途径，极端的时候列车员也就放任这种行为，因为她们的责任是“一个都不能少”。第一次在北京转车去哈尔滨我就是从窗口翻入车厢内的，这既是经验又是本能，拥挤文化中完全没有体面的立足之地。
拥挤行为的高潮是在绿皮车厢条形的腹部，定员118人的硬座车厢经常会涌入300多人，三人一排的座椅至少要挤着四个人，过道里、厕所里、座位之下的空档里都是人。当时我听到的广播曾经提到过一个数据，最极端的时候中国的绿皮车厢人口的密度是13人/平米。在这样“亲密无间”的距离里每一个个体竟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因为搭上列车的人们都离目标近在咫尺。
兰州—西宁，1995，摄影师：王福春▲
武汉—长沙，1995，摄影师：王福春▲
哈尔滨—上海，1993，摄影师：王福春▲
这一生中我经历的两次最恐怖的拥挤都是在大学时期，一次属于暴力型的，是1986年参加“星火计划”在郑州转乘南阳方向的列车的时候。那一次自己面对了令人绝望的爆满，但最终不可思议的成功登车。当发车的哨声响起之时，我被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强力塞入了那一堵水泄不通的肉墙之中。那是我刻骨铭心感受到人类身体如此密切相拥的时刻，人被困在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寸步难移，来自肉体的压力从各个方向涌来，不可阻挡又必须阻挡。庆幸人类的肉身不是流体还有坚强的骨架，它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了身形的存在。
另一次极限的拥挤是残忍性的，1988年春运期间从合肥经济南转车回太原，济南转签无座号车票然后经历一番周折挤入绿皮车厢腹部。由于是无号的站票，只能在人群中一直站着。可是中途上车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车厢成了传说中的沙丁鱼罐头，最后我只能单足着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直坚持到了榆次。那一次感觉时间过得真慢，60公里/小时的车速太慢了，体力和意志在这样慢吞吞的流逝中残忍的消耗着，那是一种不知道尽头的痛楚。
2003年从印度的斋浦尔乘火车去孟买，在孟买火车站再一次目睹了火车箱体内的昏暗和拥挤，恍若隔世。
乱中取胜者为王，杜宝印，2019▲
娱乐和食品
娱乐是改善乏味和拥挤的环境的唯一方式，火车上的广播是公共性的娱乐福利，非常廉价但是很有效，且让人念念不忘。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耳畔偶尔还会想起蒋大为的那两首绿皮车厢主旋律歌曲。其一是《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之歌），其二是《祝你一路顺风》。尤其《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曲，铁路部门用心良苦总将其放在列车启动时播放，旋律中轻松和激昂相组合，容易让人快速消除出行和买票遭遇到的所有不快。这首歌词是这样的：“朋友啊、朋友，列车就要开动，我将和你一路同行……不论你因公出差、还是度假旅行，你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无论您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镇，我们都和睦相处亲如弟兄；无论您是海外侨胞，还是五洲宾朋，您都会一切如意，一路顺风。”相声也是最有效的精神药物，尽管那些笑话我们已经听过百八十遍，但在绿皮车厢里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重器，多数人依然会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祝你一路顺风》歌谱▲
车厢里民间自发地娱乐方式很多，棋牌游戏、海阔天空大言不惭地吹牛、喝酒抽烟五花八门。在绿皮车里扑克也是好东西，它灵活轻便又被人们开发出多种打法，参与的人数也可以多少不一。打扑克这种社会性较强的游戏有竞争、要智慧、还和运气有关，给每个人一定的可能。扑克也能迅速地联络周边人群的感情，让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为绿皮车厢创造出和谐的社区环境。中国民间在扑克的玩法上花样繁多，什么“争上游”、“跑得快”、“拱猪”、“升级”、“除大帝”等等，每个地方还有自己独创的玩法，比如山东的“勾鸡”、长三角地区的“吃鸡”等，列车上打扑克也是一种地区之间文化的大碰撞，关于规则的吵闹、争执此起彼伏。此外扑克还能用来算卦、占卜，大学生中对此略知一二的人不在少数，每逢假期学生专列这些人就在车厢内大显身手，他们口吐莲花让那些被测对象内心如坐过山车一般悬念迭起。
欢声笑语满车厢，杜宝印，2019▲
哈尔滨—上海，1990，摄影师：王福春▲
在火车上进食也是一道人文景观，由于餐车的饭菜过于难吃，并且八十年代尚没有诞生盒饭这样的服务系统，于是火车车厢内的进食就成为一种众筹模式的聚餐。大学生出门多自带食品，常言道：“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在吃的问题上父母同样是关怀备至。午餐肉、火腿肠、茶叶蛋、方便面是常规食品，烧带鱼、烧鸡则是是火车餐食中的极品。绿皮车厢里每逢小方桌上出现烧鸡，也就是饮食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时刻，外焦里嫩的烧鸡简直就是一枚核弹，在八十年代让人无法转移对它的注意力。 每逢此时白酒、啤酒也将隆重登场，它们会把就餐者的情绪极大的调动起来，于是嗓门大了、感情深了、话题也远了，从革命情谊到哥们儿弟兄外加国内外形势统统道来。但是烧鸡在当时究竟属于奢侈品，大学生们一般不敢问津，多为看客罢。
摄影师：王福春▲
绿皮火车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我们这批八十年代上大学的人应该算最后一批享用它们的人了，之后绿皮火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流线型的和谐号高铁速度陡然增加了近五倍，车厢箱体改成了白色的涂装；硬梆梆的联排座椅进化成了联座形式的，还有了符合人体工程学柔和的弧线起伏；盒饭配餐替代了午餐肉和妈妈煮的茶叶蛋，火车上摆开阵势手撕烧鸡大搪瓷缸子喝酒的景象基本看不到了，或许我们都该为之申报非遗项目了。
2017年和2018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连续乘坐绿皮专列造访我国，不仅唤醒了几亿人口关于绿皮火车的记忆，还极大的提升了绿皮火车的逼格，那一段时间满屏幕都是关于那个专列里设备设施的猜测。我倒是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六十多年前我国的火车车厢涂装选择绿色呢！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86-2班同学在哈尔滨火车站前合影
黄勇提供▲
感谢：
摄影家王福春提供的珍贵照片
杜宝印先生创作的小画
朱旭玲同学提供的校徽照片
黄勇同学提供的班级合影
2019/1/26日写于CZ767北京—阿姆斯特丹航班
四面空间艺术中心
清华大学环境建设艺术咨询研究所
长按关注四面空间
一面自我 | 二面周遭
三面历史 | 四面未来
往期文章